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保障。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进程中，要锚定乡村治理的“短板”和“弱项”，切实增强治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完善社会动员机制，不断为乡村治理提供力量支撑。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乡村社会风险易发多发、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基层党组织整合能力不强等因素叠加影响下，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同时，优化网络组织布局，做好社会参与渠道平台建设，动员社会组织、乡村贤达、农村居民等主体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协同推进“党建+基层治理”，构建主体联动、权责清晰、目标明确、行动有效的多元参与格局。如：以村（社区）为单位，完善城乡结对共建机制，组织退休干部、退休教师、公益性社会组织成员等力量，开展针对农村老年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志愿服务活动。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在组织系统、专项资金、社会网络等方面的优势，探索“群团+乡村治理”的工作模式，不断延伸乡村治理网络。通过集体经济注资、社会捐赠、专项拨付等途径，建立农村社会治理公益基金，提升农村社会治理的资金保障水平。

完善农民增收机制，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为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仍面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来源渠道窄、结构较为单一、持续支持力度不足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整体水平。未来需将重点放在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让种粮农民能挣钱、能致富，实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目标的互促进、同实现。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升在生产、供应、销售上的共建共享水平，不断拓展农民获取分配收益的机会。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提供就业、吸纳资源、提升农业效益等方面的优势，使“公司+农户”模式成为拓展稳定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形式，实现农民收入的有序合理增长。

构建权责清晰的工作机制，不断激发乡村治理活力。乡村治理提质增效的关键是构建权责清晰的治理系统。要聚焦基层治理中的“小马拉大车”问题，本着“有制可依、有规可循”的原则，明确基层应该落实、配合、协调的事项，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不断健全村级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和动态调整机制，使村支“两委”能够将有限的资源、人力投入到为群众服务中去。通过完善休闲服务设施、建设共享食堂、打造睦邻空间等方式，推进“微改革”“微改造”“微整合”，以“小切口”解决乡村治理“大难题”。聚焦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健全应急管理机制，增强乡村在自然灾害监测预防报警、防灾减灾、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形成响应及时、应对有效、平急有序的韧性治理体系，提升乡村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保障基层群众的合法权益。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全面贯彻“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工作方针，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充分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引导农村居民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冲突。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五老人员”等群体的作用，运用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厅、邻里“帮帮团”等平台，打造乡村调解工作室，围绕宅基地归属、养老、低保、监护以及其他村级事务进行充分协商，达成社会共识，共建邻里互助、事务共商、关系友善的和谐社会。

完善文化赋能乡村治理机制，不断提升乡村善治水平。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也是凝聚治理力量的关键要素，善用文化资源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是治理手段创新的具体体现。如：通过支持鼓励编村志、建设乡村文化馆、保护村落传统文化“符号”等方式，激发共同的文化记忆、哺育乡村文化生态、形塑乡村人际关系；发挥村规民约在调节邻里关系、社会事务、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作用，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不断厚植乡村治理的文化根基。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倾听群众呼声，及时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同时，建立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消除不同群体的思想隔阂，提升农村社区向心力和群众的社会认同感，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作者：丁德光（作者系市委党校教务部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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