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达州官方公开的党史资料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时任达县县立城区第二小学（现达州市通川区第二小学前身，下文简称达城二小）校长的共产党员牟永正写信给故交郭沫若，请他为达城二小写一首校歌。那时，郭沫若刚从日本回国，正在积极从事文化抗战工作，于是欣然应允，为达城二小写了校歌。达州的党史资料主旨在介绍中共早期在达县的活动及革命烈士牟永正的生平事迹，对校歌事件一笔带过。近日，笔者在一份20世纪80年代的地方文史资料中，偶然发现了这首校歌的完整歌词，现全文录下，以飨读者：

州河之水何清清，

岸山列翠屏。

白岩古刹戛云亭，

前有李白，后有微之，

都曾流连于此，弦歌赋诗。

小哥哥，小弟弟，

小姊姊，小妹妹，

我们风乎是，我们浴乎是。

我们是自然之宠儿，

我们是自然之宠儿。

凤凰之山何蜿蜒，

龙爪欲攀天。

立志勿输我先贤，

唐子潜书，六相祠堂，

这些德业文章，是好榜样。

小哥哥，小弟弟，

小姊姊，小妹妹，

我们勉乎旃，

我们勉乎旃。

我们是国旗之希望，

我们是国旗之希望。

这首歌的精妙之处在于，将达城的山川形胜与千年文脉熔铸于短短百余字中，既让学生感知家乡之美，更以先贤精神筑牢成长根基。为让这段承载着抗日记忆与文化情怀的历史被更多人知晓，略作解读。

歌词中的地理坐标：歌词开篇以“州河之水何清清”勾勒达城母亲河的灵秀，紧接着提及的翠屏、凤凰，是守护达城的两座名山：翠屏山位于达城南侧，当地俗称“周鸡公梁”，山体如屏障般环绕城区；凤凰山矗立城北，远眺时山体轮廓恰似振翅欲飞的凤凰，是达城标志性景观。

上阕中“白岩古刹戛云亭”一句，藏着两处唐代遗存。“白岩古刹”即唐时所称的白岩寺，现名北岩寺，据达县地方志记载，寺院原坐落于凤凰山山腰，因地处城北岩下得名，如今古寺已无迹可寻，仅存一株枝繁叶茂的黄葛树，树干粗壮、树冠如伞，成为登山者歇脚、市民聚会的“天然地标”。“戛云亭”则位于翠屏山巅，始建于唐代，原名“压云亭”，后更名为“戛云亭”。

下阕“龙爪欲攀天”中的“龙爪”，是指达城塔沱的龙爪塔。该塔所在的山体龙爪山孤峰兀立、形似玉印，故又称“玉印山”；塔身为六边形七级浮屠，因崖壁石纹倒映深潭时酷似龙爪而得名“龙爪塔”，又因塔身通体呈白色，俗称“白塔”。在旧时达城“八大景观”中，“白塔夕照”尤为著名。当夕阳西下，余晖洒在白塔上，塔身与州河倒影交相辉映，成为无数达城人记忆中的经典画面。

穿越千年的先贤回响：郭沫若在歌词中提及的历史人物，并非随意选取，而是精准串联起达城文脉的关键节点，让学生在传唱中感知家乡的文化厚度。

上阕“前有李白，后有微之”，讲的是两位唐代文人与达城的渊源。诗仙李白曾应通州（达城古称）刺史李适之邀请到访，留下《白云寺题壁》一诗，诗中“一片白云横碧落，山奇水秀来仙鹤”的诗句，生动描绘了达城的山水之美；“微之”是唐代“元白诗派”代表人物元稹的字，他因贬官任通州司马，在达城生活数年，不仅留下《通州诗四十首》等大量诗文，还主持修建了戛云亭。如今达城民间仍流传着他“植桑劝农”“修桥便民”的逸闻趣事，保留着正月初九登高送别元稹的民间习俗。

下阕“唐子潜书，六相祠堂”则承载着达城人勤于思考、为国为民的传统。“唐子”指明末儒者唐甄，其祖籍为达州市宣汉县南坝镇，因父亲在达城任职，全家迁居至城区大北街。唐甄的代表作《潜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典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该书“从阳明入手，亦带点佛学气味，确然有他的自得”，并盛赞唐甄“品格高峻、心胸广阔”，其“富民”“平等”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六相”指的是先后在达城任职、后官至朝廷要职的六位历史人物：唐代的元稹（官至平章事）、李峤（官至平章事）、李适之（官至左相）、刘晏（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滉（官至同平章事），以及宋代的张商英（官至尚书左丞）。清嘉庆年间，达县知县余永宁为纪念这六位贤达，在府署街前重建“六相祠”；近年来，达州市在通川区徐公祠巷为六人树立雕像，并在凤凰山修建“六相广场”，让校歌中“立志勿输我先贤”的誓言有了具象的文化载体。

一首校歌的诞生，不仅是文字与旋律的结合，更是两位进步知识分子“以文化救亡”的共同践行。要读懂这首校歌，便不能不提发起者牟永正，以及创作者郭沫若。

牟永正，又名牟曼悦，通川区蒲家镇人，他的一生，始终与“教育救国”“革命救亡”紧密相连。1923年，牟永正从达县联中（现达州中学前身）毕业后赴上海求学，其间积极向进步报刊投稿，经潘汉年、郁达夫引荐认识郭沫若，加入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己任的创造社。这段与郭沫若的早期交集，为1937年他写信邀其创作校歌埋下伏笔。他发表在《立报》上的日记，不仅记录了上海工人运动的真实场景，还写下了与潘汉年、郁达夫走上街头，高呼“打倒资本家”的热血经历，字里行间满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掀起“文字下乡”“文艺还乡”的风潮，主张进步知识分子离开大城市，将新文化播撒到地方乡村与中小城市。牟永正深受这一思潮影响，1925年，他手持郭沫若的手迹证明回到达县，受聘于私立明达公学任教，成为达城传播新思想的火种。1927年，牟永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达县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中共蒲家支部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他与达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一道，深入蒲家、魏家等地组织农会、开办夜校，开展农民运动。

1936年，牟永正从重庆璧山回到达城，出任达城二小校长。彼时，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他积极组织“自力读书会”，创办《小学生旬刊》，发动群众订阅《国难三日刊》《救亡日报》《大声周报》等进步报刊，还秘密代销《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革命书籍，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牟永正意识到“校歌是凝聚学生、动员民众的好载体”，于是提笔给郭沫若写信。在信中，他不仅详述了达城二小的办学理念，更明确希望校歌既能体现达城特色，又能激发师生的抗日斗志。收到校歌后，牟永正立刻组织师生学唱，并带着学生走向街头，用激昂的歌声传递“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信念。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每天放学后，大家都会在州河边、凤凰山下唱校歌，路过的大人有时会停下听，甚至跟着一起唱，校歌就这样成为达城抗日救亡运动的“声音符号”。激昂的旋律不仅点燃了无数青年学生的战斗热情，更让达县的抗日烽火燃烧得愈发炽烈。

在被逼离开达城二小后，牟永正利用郭沫若时常寄来的抗日宣传画，在蒲家场陈立之茶社开设临时宣传站，供过往群众翻阅，用直观的画面鼓舞群众抗日救亡。1938年10月，牟永正共产党员身份暴露，脱险后受党组织安排辗转多地，即便离开达县，仍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宣传。1941年春，牟永正积劳成疾，在郭沫若的家乡乐山五通桥震华小学不幸病逝，年仅30余岁，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抗日救亡的征程上。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次日便在《救亡日报》创刊筹备会上表示“要以文化为武器，唤醒民众，共赴国难”。尽管事务繁杂，但牟永正信中“以校歌育新人”的想法，与他“救亡需从青年抓起”的理念不谋而合，于是他很快完成创作，并在回信中写下这样一段滚烫的文字：“我思念我国族的情趣，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者。自己一息尚存，总想努力，以期不负一切已知未知的朋友的希望。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做国族的儿女的人，尤当是生死与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滴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朋友们，你们以后请时常鞭挞我罢。”这段文字，既是郭沫若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也是他对牟永正“以校歌助救亡”举措的肯定。在创作校歌时，他特意采用“童谣式”语言——反复使用“小哥哥，小弟弟，小姊姊，小妹妹”的称呼，让歌词更贴近儿童的认知；上阕以“自然之宠儿”唤起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下阕以“国旗之希望”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相连，形成“爱家乡—学先贤—护国家”的情感递进，巧妙实现了“乡土教育”与“爱国教育”的融合。

揭开郭沫若为达城二小写校歌的历史迷雾，不仅能丰富郭沫若研究的“地方维度”与达州地方史的“抗日篇章”，更能让校歌中蕴含的爱国情怀与人文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李培德

来源：达州市融媒体中心

审核：郝良  编辑：王万礼  校对：罗烽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