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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开江县普安镇杨柳后山，一个叫罗山槽的地方，小地名叫燕窝城。这里四面环山，三条槽沟蜿蜒其间，出门即坡，抬头即天。土地瘠薄，田少地多，日子清苦。乡间流传一首民谣：“养女莫放罗山槽，一吹一个泡，一喝一条槽。”短短几句，道尽了这夹皮沟的艰难。

七岁那年，我在水口庙小学发蒙。学校离家三里，每日天不亮便起床，母亲在灶间熬好红苕稀饭，我匆匆喝几口，便背着粗布书包上学。学校门口，四棵古柏参天，两人合抱不拢，枝繁叶茂。学校门前，一条大河，碧波潺潺，流向远方。学校虽小，却有七八位先生和两百余名学生，书声琅琅，给这偏僻的山村平添了几分生气。读到第七册时，民办班停办，母亲和长兄又领着我插班去读公办班，从第三册从头再来。待小学毕业，我比同龄人整整多读了两年。

1964年，我考入后山羊马小学读高小。从家到学校，翻山越岭，往返四五十里。天不亮出门，日落才归。午饭是几个冷红苕或半碗米饭，冬天硬邦邦，夏天酸溜溜，就着山泉水咽下肚。雨天最苦，山路泥泞，一步一滑，摔得满身泥浆是常事。但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读书才有出路，再苦也要撑下去。

1966年秋，我考入开江中学。接到通知书那天，母亲连夜赶缝新棉被，父亲把家里仅有的十三块八角钱塞进我的手里——那是东挪西借凑来的学费。谁知，课才上了几个月，学校就停课了。一九六七年春，我背着那床尚未洗过几次的棉被，黯然回到罗山槽，放下书本，扛起锄头，成了一个十六岁的农民。

回乡的头几天，我整夜难眠，父亲看出了我的失落。一天傍晚，他把我叫到院坝，指着山上那棵最老的大柏树说：“你看它，长在石缝里，风刮不倒，雪压不弯，靠的是根扎得深。人也是一样，越是难时，越要把根扎稳。”母亲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往我碗里多添了一勺饭。

1969年，我在杨柳公社读初中，未及毕业；1970年被推荐入开江中学读高中；一年后转入普安中学；1972年高中毕业。命运再次将我抛回罗山槽——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次，我不再彷徨，我对自己说：既然躲不过，就干出个样子来！

当农民的日子，春耕扶犁，泥水没膝，蚂蟥叮在腿上吸血浑然不觉；夏种插秧，脊背被太阳烤脱几层皮；秋收割稻，谷茬扎得脚踝鲜血淋漓；冬闲修渠，赤脚踩在刺骨的泥水中，一锹一锹地挖。最苦的，是挑粪、挑煤和送公粮。那个年代，种庄稼全凭农家肥，我们天不亮就从罗山槽出发，到普安街上挑大粪，一路挑到海角坪、大力山浇玉米，扁担吱呀作响，臭气熏天。挑煤更苦，结伴去宣汉大路沟、长田太朋寺挑煤炭，来回一百多里，煤担压得肩膀红肿，双腿灌铅，走到后来眼前发黑、耳中嗡鸣，全靠一口气撑着。

每年夏秋，生产队组织精壮劳力去普安粮站交公粮。三更起身，星光满天，露水打湿裤脚，几十人挑着沉甸甸的箩筐，在山路上排成一字长龙。从罗山槽到普安街，要翻三道梁、过两条河。最怕过独木桥，脚下是湍急的河水，稍有不慎便会连人带粮栽下去。到了粮站，更是漫长的等待，验收员拿着空心铁钎往粮袋里一插，搓一搓，咬一咬，验干湿，看饱满，合不合格全凭他一句话。交完粮拿到收据，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坐在墙根下连喝三碗凉水才缓过劲来。

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我带着生产队的社员改田改土，砌石坎、整梯田，在荒坡上造出两亩多高标准样板田。全大队前来参观，公社召开现场会推广，我第一次站上主席台领奖，台下掌声雷动，我热泪盈眶；我还组织起文艺宣传队，白天干活，晚上在水口小学的地坝里排节目，下队巡回演出。排练《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片段，锣鼓一响，四乡八邻扶老携幼赶来观看。

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杨柳乡团委副书记、普安区团委副书记。有一次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乡亲们联名推举我当生产队长，大队书记笑着解释：“他另有任务。”那一刻，我鼻子发酸——群众的信任，比任何奖状都重。

1975年春天，命运向我敞开了大门。县委抽调我去参加第五次党的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临行那天清晨，我独自爬上红花山，站在那棵大柏树下，最后望一眼燕窝城的炊烟，望一眼罗山槽蜿蜒的田埂，望一眼走了无数遍的出山路。晨光熹微，山风轻拂，我迈开大步——这一走，就走出了罗山槽，走出了夹皮沟，走出了大山。

如今，我已退休二十二载，从放牛娃变成了白发老人。每次回到燕窝城，乡亲们仍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小名，问长问短。坐在老屋门前的石墩上，看红花山依旧苍翠，听罗山槽的风依旧清爽，恍惚间又回到了十六岁时的清晨。

作者：刘飞

来源：达州市融媒体中心

审核：郝良  编辑：王万礼  校对：罗烽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