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题目仅仅是一个比喻，旨在引出一个话题：如何看待作家在其作品后的“感言”，即罗伟章中篇小说《屋檐》后的“创作谈”。

从完整叙事的意义而言，这篇小说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屋”的故事，是这篇小说的主体。小说里的“我”是一位退休教师，给四位租住在“我”的房子里的年轻合租者小孟、小杨、小江、小李，讲述自己年轻时与多户家庭共居一屋檐下的往事。小说通过“我”的讲述，将过去那个虽然住房窘迫但充满人情味和集体温馨的记忆，与当下虽然物质丰富但人际关系冷漠疏离的“屋檐”进行对比。

第二部分阐述对“人”的理解，是这篇小说的发挥。以“创作谈”的方式呈现。题目《趁还是人的时候》，开篇就引用了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致力于推动电动汽车普及、人工智能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对未来的预言：脑机结合后语言将被淘汰，由于机器人和AI的加入，人人都能过上国王般的生活。对此，作者深感焦虑，最后期望“被AI取代的日子，是不是可以来得更晚些？”

这篇770字的“创作谈”，之于这篇小说而言，有着如下重要意义：

一是，呼应了“序言”，“老教师跟几个年轻的租客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构成了一个完整而闭合的叙事框架。

二是，扩大了“容量”，由三十多年前一个小地方的“中国故事”延展为具有当下国际意义的“世界故事”。

三是，深化了“意义”，我们曾经信奉“文字常能搭建桥梁，连接孤岛”，而今“语言将被淘汰”“语言成了表演”。

总之，罗伟章的“创作谈”，从它的题目《趁还是人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它不仅提炼、揭示并阐明了这篇小说的“主题”，而且直指AI时代语言的意义、文学的意义，更是人类生命的意义。结合文章的题目，之谓“成也萧何”。

那“败也萧何”呢？还是这则“创作谈”惹的“祸”。因为它与本小说没有一点直接的针对性和关联性，谈论的是一个广泛性和共同性的话题，即AI时代文学创作与生命存在关系的思考。由此引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阅读小说，尤其是优秀的小说后，需要作者从幕后走向前台，由创作人变为“评论家”吗？记得鲁迅曾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可见，这犹如苏东坡笔下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还有恩格斯1885年《致敏·考茨基》信（评论小说《旧人与新人》）时特别指出：“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则“创作谈”无疑扮演了一个“导读人”“解说者”的角色，用心良苦，令人感佩。其所证明的语言之于人类的重要性、AI的双刃剑效应、作家在未来的存在意义，的确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深刻的哲理性，也有鲜活的生命感和文学的危机感，仅就《趁还是人的时候》这个题目就意味深长。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有些后悔，读完《屋檐》后，应该掩卷沉思，且不断回味，甚至结合读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浮想联翩，而不该过早地读那个“创作谈”而局限了我的思维空间。就像现在写文章，我从不先用“豆包”“千问”，而是带着自己的最初感受，进入纯粹的审美，回到本身的阅读，在那个由作品和读者构成的审美世界里，彰显作为审美主体的高度个体性、本真性和独特性的生命状态，这在AI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那么，面对“成败萧何”的难题，如何跳出这个历史怪圈，又如何才能走出这条思维的胡同，进而化解这道逻辑的悖论呢？那就运用笛卡尔的法宝“我思故我在”吧。想起了马克思在那篇著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说的：‌“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岂止是德国人，在今天应是全人类。读者如何借助自己的感知和思维，发现作品的魅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才应是文学作品期待的审美效应。

《屋檐》是一篇颇有意识流味道、独语体风格、虚拟性叙事的小说，其“言外之意”或“味外之旨”“微言大义”到底是什么，作者究竟要说明或阐述一个什么道理或理念。倒是“创作谈”里的“审美体验必与道德情感暗渠相通”，让人茅塞顿开。如果说“审美体验”带有高度的个人性，那么“道德情感”则有着普遍的人类性，读者只有从二者的有机结合或有效平衡中，才能发现审美对象的“美”之所在。

受罗伟章《屋檐》“创作谈”的启发，再回到文本阅读的《屋檐》，我们初步完成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美学反思：

悲剧美的蕴含：接受当下的生存逻辑，让往昔的其乐融融成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声叹息。

喜剧美的表现：置身逼仄的生活环境，把青春的肆无忌惮化为“黄连树下弹琵琶”的自得其乐。

生命美的揭示：理解个体的人性法则，让人类的社会理想变为“留得清气满乾坤”的美好憧憬。

作者：范藻

来源：达州市融媒体中心

审核：郝良  编辑：王万礼  校对：罗烽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