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是极金贵的物件。一块上海牌手表售价一百二十元，抵得上普通人数月工资。即使有钱，还得托人辗转弄到购货票。当年人人向往“三转一响”，手表位列“三转”之首。街上但凡有人腕间戴表，总会刻意捋起袖口，惹来旁人满眼羡慕。

我刚发蒙那年春节，姑父张顺亨腕上就戴着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姑父在县供销社上班，大年初二，他和姑姑背着猪肉、白糖、挂面等年货，从他家徒步六十多里山路来我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一份年礼，实在厚重。

姑父常年穿着那件洗得褪色的藏青色中山装，袖口永远熨得平整。那年却不一样，他腕间的新表格外惹眼。白底的表盘在昏暗的堂屋里泛着柔光，十二道凸起的条形刻度环绕盘面，三根指针静静地游走，最细的秒针尖头缀着小红点，一刻不停。

我的目光再也挪不开，整个下午像小尾巴似的寸步不离姑父。他进灶屋我跟着，他坐下来喝茶，我就搬小板凳守在一旁，满心满眼都是那块手表。姑父素来疼我，一眼看穿我的心思，趁着长辈闲谈，他悄悄摘下表，轻轻套在我纤细的胳膊上。伸缩钢表带对我来说太过宽大，手表在手腕上晃来晃去。

姑父扶着我的手，教我认时间：最短的是时针，一大格是一小时；中等长度的是分针，一小格是一分钟；跑得最快的是带红点的秒针。那时，我刚上一年级，还没学六十进位，可姑父说得耐心温柔，我一字一句牢牢记在了心里。

我舍不得摘手表，再三央求多戴一会儿。姑父怕我失手摔坏手表，小心地收回了。入夜，我吵着要和姑父同睡，又软磨硬泡借来手表戴一会。姑父只准许我戴五分钟。我把表盘贴在耳边，均匀清脆的“嚓嚓”声缓缓传来，比村里广播的戏曲、课堂上学的歌谣都悦耳动听。我听得很入神，直到姑父提醒时限已到，我才恋恋不舍地交还。

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拥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上海牌手表，我戴着手表在田坎上跑，村里的孩童都投来羡慕的目光。一声呼喊惊醒梦境，心里满是不舍。

第二天清晨，姑父摸着我的头郑重许诺：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这块手表就送给你。我清楚这块表来之不易，姑姑和母亲闲聊时说过，姑父为了买它，戒烟戒酒省吃俭用四五年，又托同事多方奔走才拿到购货票。我仰着头追问承诺作数吗，姑父伸出布满老茧的小手指，和我紧紧相勾，一同念着童谣：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准变。

此后数年，在煤油灯下苦读的夜晚，每当疲惫困倦时，我总会想起被窝里清脆的表声，想起和姑父的约定。那细碎的声响像一根长线，牵引着我从小学读到初中，从初中读到高中。

高考前夕，姑父去区上开会，顺路到学校看我，还带了两包红糖，叮嘱我别熬夜伤身。他抬手擦汗时，熟悉的手表映入我的眼帘，十年前拉钩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

1979年夏天，我顺利考上重点大学。姑父听闻喜讯，特地下乡绕五十里山路登门祝贺。我正在堂屋里削洋芋，一眼看见两鬓染霜的姑父，那年他已五十有余。

落座闲谈过后，姑父缓缓褪下腕间的手表，手腕上留下了一圈深浅分明的白印。他用袖口擦净表蒙递到我手上：“大娃子，十年前拉过钩，今天兑现承诺。”

我捧着手表，表蒙布满细密划痕，指针却依旧走得稳健。八岁那年春节、深夜听表、田间美梦、灯下苦读的画面一一在脑海浮现。姑父的月薪仅有三十多元，上有老下有小，亲友往来开销大，日子素来拮据，这块手表已陪伴他十载，表带的光泽早已磨得黯淡。

我轻轻推回手表：“姑父，您自己留着戴吧。这十年，这块手表时时激励着我，上大学读书靠自觉，有没有手表我都不会懈怠。”

姑父沉默了许久，从中山装的内袋里掏出二十元钱塞到我手里：“表不收，钱你拿着，进城添置纸笔，补贴生活。”

温热的钞票攥在掌心，我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望着姑父离去的背影，我暗下决心：等我工作了，一定买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送给他。

1984年，我参加工作，月薪四十多元。每月寄二十元回家补贴弟妹读书，除去日常开销所剩无几。路过百货商场钟表店，橱窗里崭新的上海牌手表，总是让我驻足，心里盘算着等宽裕了就买。

遗憾的是，姑父没能等到那一天。1988年，退休仅三年的他突发脑溢血离世。我匆忙返乡奔丧，跪在灵前，深夜听表声、拉钩的约定、未曾兑现的心愿，齐齐涌上心头，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姑父被安葬在他老家的后山，往后每逢闲暇，我都会驱车前去祭拜，静静地在坟前站立许久。

今年清明节，我再次上山祭扫。山风穿过松林簌簌作响，恍惚间，熟悉均匀的表声随风传来。低头看着空空的手腕，仿佛有一块无形的手表，在腕间日夜轮转，从未停歇。

作者：黄北平

来源：达州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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