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大国，历来都是多区域、多族群的，而且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元”指单元，即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组成部分，亦即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各个地区、族群及其文化。古老的巴国、巴地、巴人和巴文化，就是其中的一“元”，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元”，因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博大精深；不仅是很重要的一“元”，而且是很有特色的一“元”，对此，我们曾经撰文指出和论述过巴文化忠勇信义、开放包容、认同中华的特点特色。
很显然，研究巴文化非常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要研究巴文化，就必须拥有充足的史料，首先是文献史料。东晋巴蜀学者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以下简称《巴志》），就是现存第一部或曰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巴文化史志，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历史上巴国、巴人从先秦到汉晋的基本历时性脉络、共时性地理区域和政治、经济、族群及其文明文化，是我们研究上古巴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本来，在常璩撰写《华阳国志》以前或大致同时，还有汉末以来谯周的《三巴记》、黄容的《梁州巴纪》等若干部关于巴的史地之作，可惜后来都失传了，但在当初，还是起到了为《华阳国志·巴志》的写作准备材料、积累经验的一定作用。常璩综合了其可能利用的各种资料，因而其《巴志》可谓集大成，是我们今天研究早期巴文化历史需要借重，而且较为系统的资料。
《巴志》与巴文化的广辽地域
根据《巴志》的记载，我们先来看历史上巴的辽阔地域：
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鱼复”或作鱼腹，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峡江地区的奉节县，是著名的夔门亦即瞿塘峡所在地，现属于重庆市，是东周时期巴国东边的疆界和东大门所在。“西至僰道”，秦汉制度规定，“县有蛮夷曰道”，因此僰道就是其时少数民族僰人聚居的县级行政区划，其地即今天川南的宜宾一带，这是巴国西界。“北接汉中”，当时汉中的首府在今天陕南的南郑，与今四川南江县和通江县依米仓山、大巴山相邻，这是巴国的北界。“南极黔涪”，黔指黔江，涪指涪水，实际上就是乌江中下游，这一带自古在巴的范围内，所以古称巴涪水，在今天重庆市的涪陵汇入长江，因而南极黔涪，就是巴国的南疆已经达到涪陵和遵义等贵州北部部分地方。由上可知，当时巴国的疆域相当辽阔，北边到了秦岭以南的陕南，东边到了奉节巫山一带，西边抵达宜宾，南边到了今天渝、鄂、湘、黔交界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巴国的地域又是个动态变化的范围概念，特别是结合考古学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其地盘曾经还要宽些，至少东边到了湖北省的西部，北边到了汉水中游地区甚至河南南部，如《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大夫詹桓伯在回忆西周疆土时明确指出：“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的西边则是其辐射力最强盛的时候，又到了今天的四川涪江流域，南边到了今天贵州遵义一带。而其文化因素所及，亦即巴文化辐射的范围还要宽得多，以至于先秦以来盛传巴蛇吞象的传说，流传于湖南洞庭湖一带，反映以龙蛇为图腾的巴人的一支可能很早就迁徙到了那里，吞并了以大象为图腾的当地族群。至于巴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则远在今天成都平原上都能够很容易地看到，以至于到了战国时期四川盆地内巴文化和蜀文化已经难以区分，学界干脆就合称之为巴蜀文化。当然“巴文化”的地域和“巴国”的疆域概念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我们讨论“巴文化”及其历史地位，无疑都要以这两个地域概念为基础。不过，无论在《华阳国志》记载或现代学术研究揭示的范围内，尤其是到了春秋晚期战国以后，嘉陵江流域，准确地说是嘉陵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整个渠江流域，从巴中经达州到峡江地区，可谓巴的腹心地区，因而这一带的巴文化也最为典型，延续时间最长，最能体现巴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核心价值理念或曰精神文化风貌特质。这样一个情况，和大巴山地区作为巴人的起源地和聚居地也是完全吻合的。
《巴志》与巴文化的悠久历史
再来看巴人古老的历史渊源。
根据《巴志》的记载，巴与蜀“同囿”，俱处于“华阳之壤，梁岷之域”，其“为国”甚为古老，远肇于“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又称“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换句话说，巴人不仅是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之后，而且其历史渊源可能比炎黄还要早。“人皇”是著名的天皇、地皇和人皇亦即“三皇”之一，属于我国极为古老的“三皇五帝”历史传说。五帝则通常主要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距今差不多有四五千年，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传说当中的三皇时期。“三皇”有多种说法，其中在巴蜀地区流行的一种是指“天皇”“地皇”“人皇”。可见按照《巴志》的记载，巴蜀地区的文化史至少也有五六千年。过去因为缺少考古资料的佐证，好多学者对此说都存而不论。现在看来，常璩的说法并非完全向壁虚造，而是有所依据的，因为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经充分证明，巴蜀地区的历史，的确非常古老，其新石器时代的资料已经可以早到距今六七千年以上，这就从宏观和一般历史进程的角度，印证了《巴志》所载历史传说。而巴地最为古远的古人类化石材料——巫山人的时代，已经距今200万年以上，是东亚大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材料之一。
传世文献记载反映，巴地文明的起源和建国也很早，例如先秦文献《山海经·海内经》即称：“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又说：“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今本竹书纪年》也记载：“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反映夏初巴国早已经建立，并且与中国最古老的王朝——夏朝已经有联系互动。而据《海内经》的记载，巴的起源更是早到了传说中的史前太皞（又称伏羲）之时，这同样得到了上述巴地辽阔范围内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出土资料的宏观和一般历史进程的佐证。巴在出土文献中最早的记载，则见于商代的甲骨卜辞，称之为“巴”“巴方”，即巴国，卜辞记载殷商王朝多次举兵讨伐巴国。到周朝，则不仅文献反映巴人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而且充当先锋，据《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以压倒性的气势迫使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人则因为在灭商战役中战功赫赫而名垂古今，由此成为周王朝在南土的重要姬姓封国。而纪念这一辉煌战功的巴渝舞，作为巴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经典艺术杰作，则流传千古。
《巴志》与巴文化的物质层面
下面侧重从广义文化的角度，谈谈《巴志》对巴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
先来看巴文化的物质技术层面。
据《巴志》记载，巴地和巴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可以与巴地迄今为止丰富的考古发现形成互证，考古资料非常客观，但解读非常困难，必须借助甚至依靠《巴志》等文献记载，才能正确理解其意义与价值。文献往往起着指南作用。如《巴志》明确记载了渠县城坝一带是巴人中的板楯蛮或曰賨人之都邑：“（宕渠郡）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刘琳先生注引《舆地纪胜》卷一六二引《元和志》：“故賨城在流江县（按：今渠县）东北七十里”；又引《寰宇记》卷一三八亦云：“古賨国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刘琳认为“（賨城）盖秦统一巴蜀前賨人所筑”，并注云：“故城在今渠县东北土溪公社南岸之城坝。”循《巴志》此条古老的记载，考古学家一个时期以来在城坝遗址考古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就。而罗家坝遗址同样有巨大的考古成果，我怀疑就是《巴志》上文中的“卢城”，是賨人亦即板楯蛮的另一支的都邑。《巴志》反映板楯蛮是按姓氏划分族群支系的，但卢城其地因为文献语焉不详而失载，难以形成互证，解读起来就要困难得多。刘琳先生谓“（卢城）未详。板楯七姓有罗氏，《风俗通》作卢氏，‘卢城’或是賨人中此名‘卢’或‘罗’的氏族所筑”。其地至今名罗家坝，或良有以也。
巴地按《禹贡》以来就属于秦岭以南的“梁州”，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这里的先民很早就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例如进入《巴志》记载的时代以来，至“永兴二年三月甲午，望（郡守但望）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地理幅员有所夸张，人口密度则至今看来仍然不算高，但在当时已经属于较高水平。这里的人口主要是农民，从事小农经济。除生产五谷等粮食、驯养马牛羊鸡犬猪以外，其中“园有香茗”是关于巴地早期种茶的重要记录。《巴志》根据《尚书·禹贡》的标准，记载了当地的土壤和田赋等级，“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土壤等级不算高，但地处秦岭以南，气候温暖湿润，故物产很丰富，“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除了“土植五谷，牲具六畜”之外，考古反映，渔猎采集也作为补充，还有珍果如荔芰、辛蒟，园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药物有巴戟、天椒，竹木有桃枝、灵寿。并且出产一种“清酒”，世称“巴乡清”，格外有名。总之，巴地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农业复合型经济比较繁荣，工商业也随之发达。除了个体农家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商业之外，官营工商业也尤其引人注目，故“盐、铁五官各有丞、史”。
综上所述，《巴志》反映巴地农耕文明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甚得天时、地利、人和，欣欣向荣。故其每每引诗赞美，如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粮酒丰盈，足以孝养父母。而其祭祀祖先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
《巴志》与巴文化的制度层面
再来看巴文化的政策制度层面。
有一些制度是全国性的，巴地同样也要执行。如东汉永兴二年三月甲午，巴郡太守但望上疏反映郡地过于广辽，以致“太守行桑农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刘琳先生注释云：“东汉制度：郡太守常在春天巡视属县，‘劝民农桑’，叫‘行农桑’。刺史常于八月巡察所管郡国，审理罪犯，考核政绩，叫‘行部’。行，巡行视察。部，所辖地区。”
但《巴志》中有一些政策制度只是在巴地实行。如：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杀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
这是专门针对板楯蛮巴人杀虎除害之功而实行的优惠性政策制度。倘追溯历史，早在战国时期，秦就与巴有特别亲近的关系。《巴志》曾简略地记载了秦并巴蜀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周显王时，楚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仪城江州。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
但《巴志》亦有遗漏，显然有意或无意地遗漏了以下重要史事。据范晔《后汉书》记载：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帐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
据研究，秦并巴蜀后，为了巩固统治，把巴蜀地区建设成为统一天下的“王业之基”，利用“巴蜀世战争”的原有矛盾，采取了以巴治蜀的大政策略。因而对巴特别是其统治集团长期实行亲惠政策，“世尚秦女”亦即与秦王室世代联姻，即其中重要策略之一。从上引《后汉书》，可知巴地百姓也享受了一定优惠。其“君长”受到的优惠更大。如张家山247号汉墓所出《奏谳书》之第一条，记男子毋忧自称“蛮夷大男子，岁出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不当为屯”，又称“有君长，岁出资钱，不当徭赋”。秦汉以降，免除徭役，都是对政治上有身份之人的特惠。秦对巴的优惠利用，也成为“汉承秦制”的内容之一，对此，《巴志》也有所遗漏。从上述《后汉书》“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的记载，可知本文述及的汉朝对巴人的优惠，实际上主要还是对秦政的沿袭。因而《巴志》接着又记载：
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
可见不仅“汉承秦制”，而且由于板楯蛮巴人“从高祖定秦有功”，有新的功劳，因而进一步享有了“户岁出賨钱口四十”的优惠政策。其中对以“阆中人范目”为首领的一支板楯蛮特别优惠：“复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不仅如此，板楯蛮巴人还享有与朝廷刻石盟约之权。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杀群虎，大呴而死……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如是可知，巴人坚守信用，秦王则因变通而次之。
《巴志》与巴文化的精神层面
最后来看精神哲理层面。《巴志》记载巴人在这方面的遗产特别值得珍视，我们曾经撰文研究，将其概括提炼为“忠勇信义”四字。下面对之展开略加以讨论。
我们说巴人或巴文化具有“忠勇信义”的优秀精神和宝贵品格，这是有充分依据的。
巴文化的忠，首先表现在忠于自己的父母之邦，自己的国家。对此，《巴志》记载：
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之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这个故事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不必当作史实，但其集中强烈地反映了巴人视忠于国家、忠于职守远甚于自己生命的精神。
其次，巴人和巴文化的忠，亦表现为坚定地忠诚于自己的誓言。相传“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根据《尚书》，在灭商大战之前，武王要求巴蜀等参战盟军“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全军立誓要“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坚决战胜敌人。宣誓之后，史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正是担当先锋的巴人勇士们信守誓言，勇猛杀敌，“歌舞以凌殷人”，迫使殷人士卒前徒倒戈，联军一举灭亡了殷商王朝。
巴人的勇，自先秦以来就天下闻名，不仅商末武王伐纣，依靠“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迫使）殷人倒戈”，一战而蜚声千秋；而且“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可见中国历史上周、汉两大强盛王朝，均靠英勇盖世的巴师打前锋，方得以建立。中古以降，许多地方兵荒马乱，时局动荡，官军屡战屡败，仰仗巴师的勇力最终弭平危局，巴师由此号称“神兵”，彪炳史册。近代抗日战争，巴蜀子弟近350万人慷慨赴死，直至战胜倭寇。
接着说巴人的信，亦即其讲信用，重然诺，同样亦在信守伐纣盟誓的上述著名史例得以充分展示。这里再举史料加以进一步说明：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
这是史上秦廷与巴人制定盟约的明确记录，秦人有重视信用的传统，商鞅变法主要靠“徙木立信”和“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两招来立信，核心就是让老百姓亲眼看到官府说话算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朝廷履约过程中表现出了某种曲折性，最终仍然“如约”，但不如巴人重然诺。尤其是双方的“刻石盟要”体现出了一定的对等原则，投射出古老的契约精神，堪称优秀的文化传统。史书又载：
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凫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侯。故世谓：“三秦亡，范三侯”也。目复（请）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
范目和汉高祖“要与共定秦”，同样体现了上述古老的契约精神，而双方信守承诺，照例也反映了巴人信守承诺的优良传统。
至于巴文化中的“义”，更是史不绝书，不仅已经充分体现在上述历史记载中，而且颇获先贤尤其史家的赞誉。如巴人充当武王伐纣和汉高祖还定三秦的英勇前锋，并非仅仅是由于其“天性劲勇”“锐气喜舞”，更是因为周武王和汉高祖的“统一”战争，赋有一种征讨暴戾、“替天行道”的“道义”性质，因而巴人屡次充当先锋，也就体现了其尚义崇德的古老理念和精神，《巴志》就盛称其“有先民之流”，又褒扬其地“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其英勇气概和凛然正义，不仅“以射虎为业”，武艺高强，因而“号为神兵”，而且被尊为“义民”，乃是因为“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可谓义薄云天。
以上我们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对巴人和巴文化的忠勇信义精神略作概述。除了忠勇信义之外，巴文化的精神还有“开放包容”“认同中华”两大亮点，因时间关系，就暂且不表了。
通过《华阳国志·巴志》这部现存最早，并且相对完整的巴文化史志的丰富记载，可知广义巴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很早就形成了自己一以贯之、博大精深、性格鲜明的丰富内涵和形式多样的外延风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格局中的优秀地域文化。通过仔细研读《华阳国志·巴志》为代表的诸多传世文献，结合考古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大量新资料和理论方法，多层次、多方面地深入研究梳理巴文化，创造性地继承、创新性发展巴文化，不仅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并可以为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资源和支撑，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包括巨大的经济效益。
作者：彭邦本（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
来源：达州市融媒体中心
审核：郝良 编辑：王万礼 校对：罗烽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