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一个陌生人，没有语言交流，没有身体接触，仅仅是路过，却因那人发生了一些事情，但那人却毫不知情。

初夏的一天，驾车上山游玩，日头升起、气温升高便往回赶。在半山腰看见一位背着背篓的老人，招手想要搭车，这时太阳已经有点毒辣，下山路还很长，老公向来是个热心肠，没想到经过老人身边时，却径直驶离。我诧异他会不相助，埋怨他冷漠。老公说我太天真，难道忘了几年前朋友的遭遇：朋友开车顺路送熟人回家，路上发生车祸，双方就赔偿事宜撕破了脸。何况是陌生老人，怎知他什么状况，万一发生事情如何说得清。

我觉得老公把人心想得太坏，把危险想得太多。第二天，到了科室，我说起这件事情，同事一边倒地支持老公：赵老师，晓得太阳出来热，就该早点出发，老年人应该由其子女负责，这个时间点，路上拦车不合理，万一被讹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群“90后”为主的年轻人，对陌生人的警惕和防范，比我这个长辈要强很多，毕竟，孩子们是伴随搀扶老太太被讹，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教育中长大的，时代的烙印比我们深。

有一天坐公交，比较晚又下着雨，出行的人很少，很多站都没有人上下车。公交车依然站站停车—开门—关门—驶离，就有乘客说：师傅，都没人呢，没必要停车耽误时间。师傅说，那不敢，我是被投诉过的，乘客坐过了站，怪我们没有停车，站站停，调监控就不怕，只是要费点时间。

一听便知师傅是曾经被投诉惹上过麻烦的人，所以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严格按规定执行。其实，这位师傅和老公的选择一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是心理学的“刺激泛化”现象，个体经历创伤后，将恐惧反应延伸到相似刺激物，虽然过激，却可以更好保护自己。只是人心被伤害多了，防范之心增强，人和人之间便缺少温情和善意。

总有病人抱怨现在住院要签很多字：入院须知、知情同意书、授权委托书、离院责任书，以及治疗过程中的手术、检查、用药等各种告知书。说医院在推卸责任，我便一声叹息，告知义务本该是让患方了解病情及治疗方案，并作出决定和选择，医患双方在充分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共同对抗疾病。但是现在的告知书越来越详尽，隐藏着医患双方的不信任和防范，好像从开始就做好对簿公堂的准备。这极大增加了医生的工作量，限制了医生挑战的勇气，防御性治疗到底伤害的是谁？

我能理解老公，人的判断很容易被身边发生的事情影响，朋友的遭遇让他心怀戒备。我也明白：信任的崩塌，并非某一个人的错，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人过度戒备、层层设防，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却弄丢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和善意，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隔阂与猜忌，整个社会的信任链条愈发脆弱。

中国有句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从进化论看，远古时期，忽略好事的代价很小，忽略危险的代价很大：漏掉野果只是少吃一顿；没发现毒蛇猛兽，就可能丧命。所以，一代代筛选下来，大脑进化出“警报优先机制”，优先捕捉负面刺激，对风险、伤害更敏感，记忆烙印更深；好事属于“锦上添花”，大脑不会优先预警。

现代心理学称这种现象为“负面偏差”：同等强度下，坏信息对人的冲击力、记忆深度、传播动力，远大于好信息。总是在想，为什么现在物质丰富，老百姓收入增加，人们却感到压力大，生活中充满焦虑不安？想来这与现代化进程有关，网络空前发达，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人类大脑还来不及修改思维模式，那些坏消息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好事情带给我们的正能量，深刻干扰了我们的生活态度。

不久前，一位顾客觉得10元一份的炸串分量不足，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帖指责，发酵后引来大量对摊主的负面评价，炸串摊主胡女士不堪压力跳河轻生。虽是极端案件，却发人深思，网络上都是看不见的陌生人，键盘敲打出来的文字，推动事件恶性发展，导致悲剧发生。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个人小善小恶的积累，便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和道德底线。

写到这里，总想起30多年前，遇到的那个让我心情瞬间变好的小伙子。那时二十出头的我，去一所名校找朋友，一踏入校园，就被优美的环境所震惊，与我就读的普通院校有着云泥之别。那一刻，看着周围同龄的学子，觉得他们是佼佼者，比我优秀很多，敏感、自卑，使我心情低落而沉重。

这时，迎面走来一位民工模样的小伙，年龄应该比我大几岁，身形不高，步履矫健，满脸笑意，有种发自内心的从容。我想他应该没有较高的学历，却可以这样坦荡自如，我又何必妄自菲薄，自轻自怜。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一次无言的擦肩，瞬间治愈了我郁闷的心结。

人海茫茫，遇见皆是缘。据统计，一个人一生中，擦肩而过、目光所及者约2900万人，能认识者不过其中寥寥，所以，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中，也是别人眼中的陌生人。做一个好的陌生人，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带给别人好的心情，以微光赴流年，以善意暖人间。

作者：赵宾

来源：达州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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