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州区位于重庆市渝东北地区，是长江之北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之一，与重庆市云阳县、万州区、城口县、巫溪县和四川省的开江县、宣汉县相接。当年，开县（开州）与这些县区接壤之地，峰峦重叠，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给川东游击军（后为红33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此坚持斗争、壮大红军队伍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色往事
1929年4月27日，王维舟、唐伯壮、李家俊等发动了固军坝起义，组成四川第一路红军游击队。随即，在东至开（县）、城（口）、宣（汉）边境的土黄、榨井坝（重庆市今开州区大进镇与四川省宣汉县边境地段），西至万源的石塘、长坝、白沙，北至城口的双河、周溪，南至宣汉的峰城、白马寺等地消灭反动团练，惩办土豪劣绅，破仓分粮，形成游击根据地。
1929年12月，固军坝起义领导人之一、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参谋长徐允士，在粉碎军阀刘存厚第二次围剿的石塘之战中负伤后，来到开县临江市（今开州区临江镇）养伤一个月左右，于1930年2月初回到部队。接着他在城口、宣汉、开县、万源一带，改造、招编谭春林、白长益、王举安等率领的两百多人，为对付国民党川军刘存厚的“普剿”及时地补充兵员。
1930年3月，在军阀刘存厚部占领固军坝、白羊等革命根据地后，红军第一路游击队第三支队由支队长张鹏翥率部向宣汉、城口和开县边境地区转移。转战中，因在城口的蓼子口、明通井一带受到来自城口、宣汉之敌的两面夹击，为趋利避害跳出包围圈，张鹏翥率部向敌人没有设防的城口、开县边境的高山密林挺进。由咸宜寺一带翻越雪宝山、关面山，直至满月槽、白马泉等地，曾一度到达开县与巫溪交界的一字梁。后因山陡林密，无路可寻，折回关面山，经开县和宣汉边境的碑牌沟、三墩坡返回固军坝、井溪等地的边境山上。这支部队在开县境内的一个多月中，行程500余里，常在深山密林中忍饥挨饿，历尽艰险。他们除边走边消灭一些小股敌兵，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外，还边走边宣传发动群众，讲明红军游击队是为穷人专打军阀、豪绅的，一些农民加入红军队伍。
川东固军坝农民起义和梁山虎南农民起义受挫后，1931年5月，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1932年，王维舟在宣汉与开县西部边境接壤的黑天池至大山坪一带建立起游击活动中心。1932年上半年，从这里派出周汉卿等人，到开县九龙山一带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不久被发现，开县县长罗玺派人前去镇压，周汉卿被枪杀。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东游击军将主要力量转入接近主力红军前沿的地区，配合红军作战。同时，多次派出人员到开县的大进、和谦和县城等地侦察敌情。
1933年8月—10月，红四方面军抓住军阀田颂尧和刘存厚的实力在反“围剿”中刚受重创，而敌人下次“围剿”尚未准备就绪的时机，连续发起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
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10月16日发起宣达战役。在19日攻占宣汉、20日攻占达县、21日占领万源后，刘存厚部23军1师（廖雨辰师）残部由万源溃逃南下，与宣汉东逃之魏帮文师残部会合，加上刘湘派来增援的21军3师（王陵基师）一部，合成一股约八个团，聚集在南坝场、圣灯寺一带，被川东游击军三个支队以及地方游击队包围。26日晚，红四方面军第9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许世友，率25师73团和第4军10师28、29、30团，于10月26日东进增援川东游击军，各路劲旅直逼南坝，激战整日，拿下了南坝场、圣灯寺。廖雨辰师被迫退至开县的杨柳关、凉风垭一线北侧山坡，随即构筑工事，以便居高临下阻击红军，控制宣汉到开江、开县的交通要道。27日，王波、冉南轩、雷雨轩、吴志太等率游击军各部配合10师，向石碓窝、界牌、大梁山脉守敌发起总攻。当晚至次日晨，红军、游击军在东线先后占领石碓窝和界牌，在西线占领黑天池、罗家湾、砂锅厂、杉木尖、凉风垭等敌军阵地。敌军退至开县的高桥关、杨柳关及开江的永兴场一带顽抗。29日在山梁上激战一昼夜后，30日上午向杨柳关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在关口附近山坪上展开肉搏，敌军伤亡惨重，下午溃军从杨柳关经三汇口如潮水般逃往中和、临江。红军乘胜追击，一支尖兵10余人从杉木尖经龙王寨追到开县的小分水。另一支20人，由杨柳关经双庙子追到三汇口上场附近的戚家寨、肥猪寨（距杨柳关20公里），返回途中活捉三汇口土豪、团总李正堂父子，缴获其马匹。11月初的一个黄昏，川东游击军70多人的追击部队，击溃高桥关上三个中队的团练和两股被追的逃敌，并占领高桥关。此后，红军在杨柳关、高桥关与敌相持约一周，便主动撤离，开始了粉碎“六路围攻”的新征程。
宣达战役期间，开县当局高度紧张，惊恐万状。10月24日，县长杨万成一天内向各乡镇发出两道命令，其主要内容是：开县民团指挥部，委任周学人为总指挥，肖洪九、游叔高为副总指挥，统一指挥开县的地方武装；命令各镇在三日内集中成立一个民团精选中队，定员100人左右，一律装备快枪，每支枪配发子弹50发；即日起全县戒严，各路边要隘口，各闾（村）调集门丁昼夜站岗、放哨、逡巡，从晚上8时起，一律不准通行。集结兵力最多的时候，军阀队伍和模范队、山防中队、特务队、手枪队以及各乡镇团练等地方武装，共计3万余人，驻在开县对付红军。在通往宣汉、城口、开江的各个关口、山梁，修筑碉堡、工事，妄图阻止红军进入开县境内。宣达战役结束，刘湘组织的“六路围攻”开始后，作为第6路的23军5个旅，全部进入开县。敌军所到之处，拉伕逼款，派草派粮，强占民房，搅得社会动荡不安，男女老幼纷纷逃入山野洞寨躲避。
红军在开县边境上留下的足迹，早已成为了开县边境人民永恒的记忆。今再次提及，意在昭示子孙勿忘昨天，珍视今天，奋进明天，让红军精神千秋永传！
政治影响
尽管红军只是在开县偏僻的深山老林坚持斗争，但却让穷苦人民看到了红军与敌人坚持斗争是为了天下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的目的。特别是红军攻克杨柳关后，在开县引起了巨大反响，使开县人民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
在红军胜利的鼓舞与引领下，三汇口、火焰坝（今开州区中和镇境内）等地的人民群众，自发地奋起斗争。敌廖雨辰师从杨柳关溃逃下山时，贫苦农民李耘金、李耘田兄弟，在关下百步梯路旁，用量粮食的圆斗伪装成大炮，截击逃敌，缴获步枪8支，帮助红军阻击了强大的敌人，这是“红军杨柳关阻击战”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人民群众自觉配合红军与敌人斗争的一个经典案例。
在红军撤离杨柳关，敌人又未返回三汇口的六七天里，李耘金、杨瑞堂等不分昼夜联络三汇口、火焰坝一带的贫苦农民戚瑞成、金瑞山、周青山、李耘太、彭国鑫等60多人，带着一些武器，赶到宣汉投奔红军。由于没与红军联系上，在宣汉县葫芦坝又被地主武装冲散，李耘金在战斗中牺牲，后来只有少数人找到了红军，大部分人返回了开县。
1933年春，开县九龙山乡普琴村青年李宏茂听说红军游击军的锄奸队在马渡场打死了两个作恶多端的豪绅，他立即长途跋涉赶到那里去找红军，可是红军游击队早已完成任务又去执行新任务了。李宏茂看到红四方面军一些侦察、宣传小分队张贴在各地的标语：“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倒土豪，没收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后来又有红军在隘口街上公开活动，宣传红军的主张，打击地主豪绅势力。李宏茂相信这就是他要找的队伍，跟着红军一定能翻身得解放。
1933年10月，许世友指挥红9军攻占通江通往宣汉的咽喉要地丘家堡、马渡关。接着占领烟灯山，夺取隘口场。总部负责人张国焘、徐向前及保卫局、革命法庭等总部机关随后进驻隘口。红9军主力部队打下隘口后，乘胜前进，大举向宣汉县城进攻，发起宣达战役，李宏茂找到随后跟进隘口的红4军12师36团参加了红军。他作战勇敢，身经百战，战功显赫，1964年晋升为少将。
红军在开县的活动尤其是红军攻克杨柳关的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开县的共产党人和开县人民群众，而且使开县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成为省委在开县建立中心县委的重要原因之一。1934年春，中共开县中心县委在义和乡（今开州区义和镇境内）建立，由郭代林任书记，直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开县中心县委随即组建了临江区委，随后建立了南门、太平、水磨滩、竹溪等支部。早期建立的蔡家湾支部是最活跃的一个支部，时有30多名党员。
开县党组织随即开始在义和、临江等地秘密组织农民协会。之后，中心县委发动义和、太平、临江等地的贫苦农民，建立起800多人参加的“赤色贫农团”，开展抗租、抗税斗争。
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中心县委开始组织游击武装。在“赤色贫农团”中选择忠诚可靠的农民，进行教育培养后成为武装人员。同时购买部分武器，并通过各种关系掌握一些地主武装。1934年2月，中心县委首先在蔡家湾组建一支有30余人、20多支枪的游击队，由郭代林领导。接着又在太平乡组建一个游击小组，由陈仕俊负责。
1934年8月，中共云阳县工作委员会决定发动和组织武装起义。同年冬，由其领导的开县长店坊党团小组为支持云阳武装暴动，鄢开元、柯士先和从上海商学院召回的许寅宾等通过亲友关系，对温汤井（今开州区温泉镇境内）一带的团总杨敦武、颜亮熙、刘明宣和地方知名人士何锦天等人做工作。四人答应在云阳武装暴动中保持中立，暴动成功后，起义部队一旦到达温汤井，立即自动缴枪。
1935年3月，郭代林、李继坤、杨明启、张兆琦等，以“赤色贫农团”为基础，组织杨家包、小溪坝一带杨姓家族群众，以度春荒为由，将万里乡（今属南门镇）小溪坝杨氏宗祠的10余石稻谷全部分给贫苦农民，破仓分粮取得成功。
从此以后，以临江为中心的一带乡村，成为开县农村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力量最强大、革命斗争最持久的地区。
中共开县组织的建立，是开县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幼小的，但却是生机勃勃的。
从这一时期的实践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党员少、力量小、缺乏斗争经验的初创阶段，能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把群众发动起来，形成有声有色有影响的局面，表明党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一旦被群众接受，威力是很大的。
第二，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开始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而一些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在这种结合中也开始成长起来，这既是革命者走向成熟尤其是经受住考验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又是革命队伍发展壮大并渡过难关的决定性条件之一。
红军在开县的足迹，留下了穷苦人的希望，播下了红色的种子，使穷苦人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出路——这就是红军带给开县人民的政治影响。
（本文参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川东游击军简史》《红色战士》《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开县卷》《中共开县历史大事记》等资料。）
作者：高辉
来源：达州市融媒体中心
审核：郝良 编辑：王万礼 校对：罗烽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