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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地，就看见母亲了。

她肩扛锄头，背着背篓，正从院坝里往外走。霜降后的太阳落在她身上，把她的身影压得很低，很瘦。

“妈，去挖红苕哇！”我大声喊道。

母亲似乎被这一声吓着了，顿步，抬头，见是我，说：“正要出门，你咋回来了？”

“要提前报告啊！”

母亲笑了，哈哈声特别响亮，说：“走，一起去四分地，正说要给你挖点红苕呢！”

四分地是一小块土地，面积只有四分，半亩都不到。可就是这块地，母亲种了一辈子。苞谷、红苕、小麦、油菜，一样样轮着来，没有一季空过。这块地养大了我们兄妹，也压弯了母亲的腰。

眼前的四分地，被母亲分割成几个板块，红苕只有两三垄，其余都是蔬菜，不像过去满地都是苕藤。萝卜、莴笋、辣椒、蒜苗……热热闹闹又鲜活无比。

苕藤还绿着，叶片在风中轻轻翻卷。母亲说：“藤子还嫩，可惜没有猪喂了。”母亲蹲下身子，先用镰刀把藤割了，卷成一团，放到地边。她蹲得很低，膝盖几乎要碰到地面，起身时用手撑了一下腰。然后拿起锄头，对着垄上刨下去。

我蹲在旁边，用手搓红苕上的泥巴，有些湿，也有些凉。有几个红苕被锄头碰破了皮，露出白生生的肉，还渗出了点点白色的浆汁。

母亲说：“慢点！毛里毛躁的。”

我还嘴说：“人都老了，咋还像年轻时一样，喜欢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人呢？”

母亲笑了：“黄荆棍下出好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不打骂你，你哪有今天这口饭吃？”

打，小时候确实挨了不少，至于与长大后有没有饭吃，倒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记得每到周末，母亲都会“收拾”我一番，至于原因，早就模糊了。不过因为四分地里的一次挨骂，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秋天，我还很小，母亲让我到四分地割些苕藤，洗净，砍碎，喂猪。虽然我一百个不愿意，但也得背着背篓出门。我以为割猪草，就是把苕藤连根割掉。于是，挥起镰刀，手起刀落，长长的一垄苕藤被我铲得干干净净。

正割得起劲，一个婶子路过，问我：“娃儿，要挖红苕了啊？”我说：“不挖，割猪草呢。”婶子赶紧说：“这哪里要得？要找长的苕藤，从中割去一半！把根割掉，红苕就长不出来！”

我害怕起来。低头一看，垄上已经一片狼藉，割断的苕藤渗出白浆，像无助的眼泪。我知道长不出红苕是件大事，家里的猪还等着喂，人也需要它充饥。我这样毁掉母亲的心血，换来的一定是一顿好打。

忐忑不安地回到家，母亲还在地里劳动，我还庆幸她没第一时间发现。只是这样的庆幸没能持续几天，最后还是被母亲发现了。她怒气冲冲地吼我：“哪能把根铲了？简直是个笨蛋！”

我委屈得想哭，却把眼泪死死憋住了。没人教我，我咋知道怎么割呢？也许是母亲看出我的委屈，语气缓和了些：“把根留住，苕才能长出来，这和人一样！”

骂归骂，母亲还是疼我。冬天到了，她在灶膛里烧火，用火钳在灶灰里刨个坑，埋一两个红苕进去。等饭做完了，火熄了，她把红苕扒出来，拍掉灰，递给我。皮焦黑，掰开，金黄的肉冒着热气，甜得烫嘴。她蹲在灶门前，看着我吃，脸上映着灶膛里的余光。

母亲还会挑出顺眼的红苕，搬出菜板，把红苕切成薄片，铺在竹筛上，放到太阳下晒。晒几天，翻一回，红苕片缩了水，颜色从金黄变成暗黄，硬邦邦的。随后，母亲把它们收进布袋，藏进柜子里。于是，红苕片变成了一家人冬天清晨稀饭里的“硬菜”。

是的，即使母亲在灶房把火烧得再旺，红苕干吃在嘴里依然很硬。有一次，我央求母亲说，想吃红苕凉粉。我知道母亲在竹林里的石磨上，磨出了很多苕粉，苕粉做的凉粉很香，浇上辣子油，撒上葱花，是我梦里都会流口水的味道。母亲说：“红苕粉要带去赶集，你还想不想读书哇？考上学，天天都可以吃凉粉。”

我翻了一下白眼，不再说话。

红苕已有了小半背篓，母亲停下手中的活，直了直腰。说：“中午给你们煮红苕稀饭，你估计好久没吃了！”

红苕几乎每天都吃，有时蒸，有时煮，我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一直对它那么痴迷。只是母亲做的红苕稀饭，每年确实难得吃上几回。

我点头，趁机催促母亲早点做饭。母亲做的饭里，哪里仅有红苕的味道呢？

作者：廖天元

来源：达州市融媒体中心

审核：郝良  编辑：王万礼  校对：罗烽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