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万县农校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的时候,母亲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那张新生入学注意事项的纸上,末尾一行字让全家人沉默了好一阵:“自带锄头一把,方能报到注册。”
母亲说,农校嘛,带锄头也正常。我站在旁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时候考上中专是件大事,包分配、转户口、有粮油补助,用村里人的话说,叫“跳出农门”“吃上皇粮”。可“自带锄头一把”六个字,明明白白地提醒我:要去的是一所农校,跳出农门又到了另一个农门。
万县农校在原万县市龙宝镇。当时交通不便,报到那天,我背着铺盖卷、提着一口旧木箱、扛着一把锄头,早上从家里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到瀼渡半边街坐船,乘船三个多小时到万州十七码头,又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学校时已是下午三四点。校门不算气派,但校门门头上“四川省万县农业学校”九个大字格外醒目。我扛着那把从家里带来的锄头,走在陌生的校园里,觉得它沉得有些不自在。寝室里先到的同学看见我,又看看锄头,笑了一声,说他们也带了。宿舍里八个人,有万县本地的,也有来自达州、南充、江津、垫江等地的,墙角靠着几把锄头,木柄长短不一,锄板上还带着各自家里的泥。
入学后的第一个月,没人真拿锄头下过地。锄头靠在墙角,像是尴尬的摆件。我们心里都清楚,考进农校的,多半是成绩不差但家境平常的农村孩子。那时,初中毕业考中专,录取分数线比重点高中还高,可真正心甘情愿来学农的却不多。记得班主任在第一节课与大家见面时讲了一句:既然到农校来了,就要把锄头握稳,把专业知识学扎实。班主任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老师,形象佳、多才多艺,至今我们仍亲切地称呼她“班妈妈”。
锄头第一次派上用场,是在校园樟树林外的实践基地里。植保专业不光要认病认虫,还得认地。教昆虫学的老师带队去野外捕虫,每人一个毒瓶、一个捕虫网,锄头也带上,用来刨土挖蛹;教植物病理学的,在实验室里用显微镜看切片,看孢子囊和菌丝,可一转头,还是要把学生撵到田里去;教病虫测报的,专门到田间地头,教学生识别病虫,等等。植保89级的课表上,植物病理学、昆虫学、病虫测报原理和方法、土壤肥料学等,一门接一门,教材多是学校老师编撰的,厚厚的,翻旧了也舍不得丢。有一回,教土壤肥料学的老师带领我们去大垭口考察地质带,用锄头挖开土层看剖面,大家轮流上,手上磨出水泡,才晓得锄柄不是随便握的。
锄头立在寝室墙角的时间,比扛在肩上、握在手里的时候多。更多的时候,我们的中专生活是在教室、图书馆、操场、宿舍展开的。有一年冬天,寝室里有人翻墙出去吃夜宵,被值周老师逮住,在班上念检讨书,念到“辜负了锄头”一句时,大家笑成一片。
最难忘的是跟同学一起去学校周边乡村调查水稻病虫。二年级夏天,班上分组,我和阿兵、小兰一组,天不亮就出发,将裤腿卷到膝盖,进稻田里数病株。小兰是女娃,第一次见蚂蟥吓得直跳,阿兵拿稻叶一挑,说:“它又不吃人,你怕啥?”中午在老乡家搭伙,一碗咸菜、一锅洋芋饭,吃得比学校食堂还香。晚上回校,我们把病叶夹进书本,压在枕头下,宿舍里一股青草味。老师教我们做标本,用镊子把稻瘟病斑剪成小方块,贴在玻片上,再放到显微镜下看孢子。第一次看见那弯弯的孢子时,我愣住了:原来田里那些数不清的烂叶子,背后真有“凶手”。我这才明白,植保不是光打药,是先看清敌人是谁。
四年中专生活,过得比我预想的要快,锄头也一直陪伴了我四年。刚进校时,锄头是通知书上一句冷冰冰的附加条件,到了第三年、第四年,它慢慢变成一件不声不响的东西,靠在寝室墙角,不碍事,也不碍眼。下田时拎起来就走,回来时在水龙头下冲掉泥,往墙边一靠,后面接着用。它不教你识别病虫,只是让你在每一次弯腰的时候,记得脚底下踩的是什么。
毕业那年是1993年,全班三十九个人,绝大多数都回到了家乡。离校那天,寝室里扔了一地旧书,墙角的锄头大多没有带走。我的那把也没带,留在墙角,柄上还有我用小刀刻的一个歪歪扭扭的“植”字。走出校门的时候,龙宝河的水还是那样慢慢地流淌着,石平桥上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扛了四年的锄头放下了,可有些东西放不下,比如通知书上那六个字,比如大垭口的土,比如龙宝老街的石板路,比如二十岁前后那段既不甘心又舍不得的日子。
参加工作后,我在一个县级植保部门从事了八年病虫测报。有回指导一户果农防红蜘蛛,他看我年轻,说:“你懂啥?我种了二十年柑子。”我没争辩,在他的柑橘园里,拿着放大镜,翻着柑橘叶背放大给他瞧成虫。他服了,说:“你这后生还真下过田。”后来他成了我的“编外测报员”,虫一多就跑到站里喊我。那一刻我才懂,农校四年教我的不只是认虫认病,而是教我怎样把腰弯下去、把根扎进土里。
带锄头的那年,我十六岁。十六岁的懵懂、羞涩,后来都长成了根。只有根扎稳了,眼才看得远。
作者:易良湘
来源:达州市融媒体中心
审核:郝良 编辑:王万礼 校对:罗烽烈
